唐宋边塞诗词，以其悲壮的精神内涵，豪迈的艺术风格，特殊的自然风貌，动人的氛围营造，形成了独到的艺术个性,因而独树一帜，震铄诗坛，千古流响，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这一重要精神遗产，我们当然应该着重研究，批判继承。这是我们建设新边塞诗最有益的营养。同时，唐宋边塞诗词，又因其作者的亲历性，不但比较真实集中地反映了我国西北地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而且也比较真实集中地反映了这—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因此，研究唐宋边塞诗词，还可使我们对古代边塞地区的战争、人们对战争的态度、边塞地区人们的生活及自然环境也能有形象的了解，是我们研究古代边塞地区历史地理与文化的重要和有价值的参考，对当地的文化建设不无裨益。我的这篇论文，正是从这个角度，通过对唐宋边塞诗词的引证，对“塞上历史名城”----唐宋时期的灵州----的历史地理与文化作一简要考察，以为今人建设当地先进文化的参考。
灵州”是宁夏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塞上历史文化名城。唐代是它的鼎盛时期，唐人说灵武“军输王室，功高天下”，清人侯土骧更说“谁信边城（唐灵武）三尺土，当年曾筑太平基”！但是，到了宋代，尤其是西夏以降，他的军事、政治地位开始被银川(兴庆)取代，到了明朝初年，由于黄河进入了又一轮“不安流期”，城址被河水“冲激崩圮”，经过“三迁其址”后，终于搬出了古灵州的中心地带(今吴忠)，移到“沙山东”落户，这就是今天的灵武。从此，其地位逐年下降，终至于又被后起的、原仅是归它管辖的“屯堡—十三”之一的“吴忠”所取代。其中的道理，首先在于它远离了水(黄河)陆(古灵州道、灵州西域道)交通要道，失去了“水旱码头”的优越地理位置。
吴忠，初设于明代嘉靖六年(1527年)，是军屯的产物，以其屯长姓名命名。同治年间因“兵燹”而被平毁，紧接着又被重修。重修后的吴忠堡保留了旧吴忠堡的基本框架，即关于古回乐的历史记忆，分别在堡内、堡外和新南门上留有“兴教寺”、“旧回乐县衙”、“回乐大舞台”、“石佛寺”和“古回乐”的建筑和匾额。为日后人们探寻古灵州遗址留下了宝贵的线索和证据。2003年5月8日，在原吴忠堡东郊(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街道办事处金星村绿地园工地)唐墓出土了一方“大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该墓志的两行文字又为“古灵州在吴忠”提供了更加确凿的证据：吕氏夫人“以大和四年(830年)七月六日终于灵州私第……其年十月十四日殡于回乐县东原……” 这就是说，“大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出土的地方——金星村——就是唐代回乐县的“东原”，也即唐代文人杨炎在《灵武受命宫颂》里所说的“东野”。“东原”、“东野”，义同今天的“东郊”。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此墓地(今金星村)的西面不远处，就是唐代的回乐县城址。我们知道，唐代灵州(灵武郡)的治所在回乐县。找到了回乐县旧址，当然也就找到了唐太宗受降和唐肃宗登基的灵州(灵武)。这—结果，恰与古文献(《元和郡县图志》、《宣德宁夏志》、《清末民国吴忠堡略图》等)的记载及民间口碑资料、专家考证的结果相吻合，其史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为什么吴忠堡“后来居上”的道理所在——因为吴忠占据了古灵州“水旱码头”和“灵洲”冲积平原的中心位置，有“天时、地利”之优势。
不过，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在唐代，同时还存在一个“灵武县”，归灵州(或灵武郡)管辖，其址在黄河以西的邵刚附近(隋代，此“灵武县”还曾短暂在今灵武西北、陶乐县西南寄理过)。假若日后有谁在那里发现一块类似“吕氏夫人墓志”的东西，上书“灵武”二字，你千万不要轻易认为那里就是唐肃宗登基的地方，那是会闹笑话的，因为“彼灵武非此灵武(州)”！这是需要特别留神的。
由于古灵州是“军事重镇”、“交通要道”、“天下粮仓”、“民族家园”，所以各种史籍关于灵州的记载并不少见。这种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在古代咏灵州的诗词当中。据粗略统计，古代咏灵州的诗词近千首，其中，直接咏灵州州治所在地回乐县(今吴忠利通区)的约300首，属唐宋年间的约40首。
在这些吟咏古灵州的诗词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关于古灵州自然地理环境的描述。古灵州的自然地理环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凡是读过前后《汉书》、新旧《唐书》及各类“地理志”的人都十分清楚地记得，古灵州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就是：“枕河”，在“洲堵”上，“水草丰茂”，“过河三十里始见沙”，“地近大漠”……其中，记述最著名的当属郦道元的《水经注》、颜师古的《汉书》注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是这样描述的：河水“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青山峡。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河水又北迳富平县故城西。(郦道元注：秦置北部都尉治县城……)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河水又北迳典农城，又北迳上河城东。河水又北迳典农城东。河水又北与枝津合。水受大河，东北迳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 《汉书.地理志》卷28下：“灵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莽曰令周。”颜师古注曰：“‘苑’谓马牧也。水中可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洲，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元和郡县图志》卷之四是这样记载的：“灵州……其城赫连勃勃所置果园，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后魏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镇，后改置灵州。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
与古文献记载相仿佛的是中唐诗人吕温的一首《奉送范司空赴朔方(得游字)》。这首诗对古灵州自然地理环境是这样表述的：“山横旧秦塞，河绕古灵州。”古灵州附近有山，这个山，即郦道元所说的艾山(此“艾山”为泛指，包括今牛首山、峡口山，或谓“黛黛岭”)，这里曾是秦大将蒙恬筑塞御胡的地方。山下就是黄河和它的支流，环绕古灵州城向北而去。正因为黄河穿山而出，绕城而过，唐代诗人张槟的《朔方书事》才说：“雁远行垂地，烽高影入河”。如果黄河距山和“城”比较远的话，山峰和烽火台的倒影是不会映现在黄河里的。类似的描写还有郎士元的《送李骑曹之灵武》：“河来当塞曲，山远与沙平”；皇甫冉的《送节度赴朔方》：“古垒烟尘过，新军河塞间”、宋代沈括的《凯歌》：“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等等。“河”是古灵州的最重要的风景。除此以外还有“塞”，“塞”即亭檄，是古代的军事设施，秦时蒙恬所设。秦朝败亡后，“汉承秦制”，又有恢复和增缮，如《汉书.地理志》卷28：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卷24：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前112年)北出萧关，狩猎“新秦中”，因见“新秦中千里无亭檄(即“塞”)，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正是由于历代不断的修缮和增设，使“塞”成为古灵州地区的又一风景，以至于后来成了这一带的地名——“塞上”、“塞北”、“塞外”，因此，诗人们的诗句中在“河”字之外，总离不开—个“塞”字。
由于古灵州得黄河之利，所以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这在史籍里是有记载的。如《史记》卷129说这里“畜牧为天下饶”；《汉书》卷94：“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同书卷14：东汉初年，汉将邓禹曾说这里“土广人稀，饶谷多畜” 等等。这种现象—直延续到唐代……
对于这一点，唐诗中也是有反映的。比如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在《送李骑曹灵州归觐》一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席箕侵路暗，野马见人惊”。“席箕”就是草木，“侵路暗”的意思就是：由于草木繁茂，把道路也掩盖住了；“野马见人惊”一句更应了“牛马布野”、“饶谷多畜”的历史记载。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上历代连续不断的移民开发，使古灵州地区的自然面貌和社会风俗也逐步发生变化。史载：秦代大将蒙恬将兵30万取河南地，筑44县城，其中就有富平县、神泉障、浑怀障，这都在古灵州的辖区内。当地军民利用黄河水利，凿渠引水，发展了吴忠和宁夏的农牧业生产。相传秦渠就是那时修凿的。两汉时代，又有大规模的移民和开发，西汉时专门在此设置了主管农业开发的“上河典农都尉”，到元狩四年(前119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溉田”(《史记.河渠书》)。终于出现了“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北朝时期，刁雍任薄骨律镇将，又主持修成了全长120余里的艾山渠，“溉公私田四万余顷”，使“官课常充，民亦丰赡”。隋朝在灵州“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隋书.食货志》)。
至唐初，政治形势稳定，灌溉农业得以恢复，修复了许多水利设施，仅在古灵州地区就修复了汉渠、胡渠、御史渠、百家渠、光禄渠、特进渠等十数条渠系，灌良田5万多顷。到天授初年，生产的粮食相当可观。《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说：娄师德勤于领导，“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由此可见—般。而且，由于连年从江南移民，使得灵州风俗也大为改观，《太平寰宇记》卷36：灵州风俗“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入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之为塞北江南。”“江左”即江东，谓风俗随江东人迁来而改为江南风俗——“彬彬然有江左之风”，再加上如《武经总要》上说：灵州“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今宁夏作“塞上江南”，此处“上”与“北”相通，古人谓“北”为上，“南”为下。如皇帝宝座置于宫室的北面，是为“上”，而群臣的座位则相反。唐代诗人韦蟾的《送卢藩尚书之灵武》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就是这种景象的真实写照，可谓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唐代诗人张蠙的“山川不移江湖景，宾馆常闻食有鱼”(《和裴舍人观灵州田尚书出猎》和无可的“地得江南壤，程多碛里沙”(《送灵州李侍御》)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无可的诗在反映古灵州拥有“江南”般的土地的同时，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通往灵州的道路(灵州道或灵州西域道)——“程”——多在翰海和沙漠中，也即史籍上说的“地近(接)大漠”。这也是不少咏古灵州的诗词中经常出现的词汇。比如：皇甫冉的《送太常大夫散骑常侍赴朔方诗》：“散漫沙中雪，依稀汉口山”；李益的“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烽火高飞百尺台，黄昏遥自碛西来”；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曹松的“砂中程独泣，乡外隐谁招”；李频的“见说灵州战，沙中血未干”；贾岛的“萧关分碛路，嘶马背寒鸿”；张籍的“渐觉风沙起，还将弓箭行”；唐太宗李世民的“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等等，这也说明，古灵州本身虽然是“地得江南壤”，“土地肥沃”、“饶谷多畜”，但其周边环境并不好：不是沙漠，便是瀚海。
古灵州地区之所以“饶谷多畜”，号称“塞北江南”，还与当时北方地区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有关。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从史前期历经夏、商、周，直到西汉，除西周时大约有—、二个世纪的寒冷期外，二、三千年中，黄河流域气温一直较温暖，其平均气温约比现在高20 C，冬季气温高30～50 C。到了唐代，又进入了—个高温期，降雨量也比现在丰富。著名考古学家胡厚煊在《气候之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说：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湿润，而且广泛生长着阔叶林和大片竹林，植被覆盖率很高。这些研究与文献记载完全相符，如《册府元龟》卷24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灵州言河水清”；《新唐书.五行志》卷35载，“调露二年(680年)夏，丰州河清”；《文献通考》卷29载长庆元年(821年)灵州奏黄河清，有250里见底。所谓“黄河清”，是说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率高(有资料说唐时宁夏的植被覆盖率达83％以上)。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这里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因此，这里又成了桑蚕和茶叶的故乡，不但“蝉鸣空桑林”和“处处黄芦草”(王昌龄《塞下曲》)成了此地的寻常风景，而且也使得唐宰相武元衡(758----815)能在灵州津梁寺“采新茶”与幕中诸位朋友“遍赏芳香”。武元衡的诗是这样写的：“灵州碧岩下，荑英初散芳。涂涂犹宿露，采采下盈筐。阴窦藏烟湿，单衣染焙香。幸将调鼎味，—为奏明光”(《全唐诗》卷316)。“津凉寺”疑即今“清凉寺”，址在吴忠南任桥村；“荑英”即新茶；“碧岩”疑指今牛首山。因为吴忠附近，只有牛首山是石山，其余皆为沙山。可惜，由于人类的不合理的经济活动，这种美景受到严重破坏，西夏和明清时代破坏尤甚。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说：“明清时代是黄河中游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代。尤以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如此”(《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据《明史》卷77载，明代实行屯田之法，“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使得植被严重破坏，唐以前灵州那种“席萁浸路暗，野马见人惊”、“灵州碧岩下，荑英初散芳”的自然景观消失得无影无踪。
古灵州还是民族杂居的地区，“本杂羌戎之俗”。尤其是北魏和唐初，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出现了诸如“白口骝”、“薄骨律镇”、“普乐郡”、“回乐县”、“安乐川”、“长乐州”、“达乐山”……这样一些体现民族融合的地名、山名、水流名 (详见拙文《古代吴忠各民族的迁徙与融合》)。这种历史现象在古诗词中也有反映。如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塞上听吹笛》)；李益的“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顾非熊的“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出塞即事》)；薛逢的“九姓浑羌随汉节，六州藩落从戎鞍”(《送灵州田尚书》)；张槟的“仍闻黑山寇，又觅汉家和”(《朔方书事》)……等等。这些诗里的“笳”、“芦管”，都是少数民族(“胡人”)的乐器，古代诗人常以此入诗，代表少数民族聚居地。
到了西夏，不用说，党项族成了古灵州地区的主体民族，“西夏文”和“西夏语”成了这里的官方文字和官方语言。其风俗自然成了诗人吟咏的对象。在咏古灵州少数民族风情的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宋代诗人范仲淹和沈括的诗。范仲淹曾担任过北宋的边防大臣，常与西夏打交道，对灵州的民族杂居情况相当了解。他在《劝农》一诗中写道：“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民勉听，从今再愿颂豳风。”“豳风”是《诗经》国风之一，是写农事的诗。范仲淹想通过“劝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强军固边。而沈括又亲自到过灵州，对那里的情况更熟悉。他在《凯歌》中写道：“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持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 所谓“藩家”，就是西夏人；“城中半是关西种”，是说灵州城内一半的人口是从关内迁来的汉人，而另一半却是关外的少数民族；“轧吃儿”本指口吃、说话结巴、不流利，这里是指少数民族及其所操语言。
古灵州更是军事重镇、交通要道，素有“关中捍蔽”、“朔方雄镇”、“兵食完富”之誉。古灵州的军事重要性可用党项领袖李继迁的话来概括。李继迁说：“西平(即灵州)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垂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知所备。”正因为如此，从秦朝始，历代都把灵州(富平)当作“汉家门户”，派重兵据守之，而各时代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把灵州当作必争之地。因而，这里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因河为塞，筑44县城，在灵州筑神泉障、浑怀障；南北朝时，簿骨律镇屯驻重兵，成为北魏西北部的军事重镇；西魏、北齐都力图控制灵州，最后西魏得胜，北齐只好派3万军队将灵州军民接到山西隰城，侨治灵州安置；隋朝与突厥作战，置灵武路行军大总管，勋臣杨素、太子杨广(登基后称隋炀帝)都曾带兵到此作战；唐开元九年(721年)，为防御突厥，又置朔方节度使于灵州，唐朝名臣、宰相如张说、郭子仪、牛仙客、王忠嗣、李林甫、李光弼……曾先后任朔方节度使之职。到天宝年间，灵州(朔方)已成为唐朝最大的军镇，其防区东北至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正北至西受降城(五原县西北)、东至麟州(陕西神木县)、西至会州(甘肃靖远县)、南至邠州(陕西彬县)、东南至坊州(陕西黄陵县)，相当于今天的整个河套、宁夏及陕北、陇东这一广大地区。朔方节度，又兼领关内度支营田使、关内盐池使、陇右兵马使、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可以称得上“权重一时”。唐天宝年间，朔方节度使管兵6万7千7百，马匹1万4千3百匹。其中灵州城内驻军2万零7百，马3千匹。因此有“朔方天下劲兵，灵武用武之处”一说。古灵州的这种重要军事地位，不但唐宋诗词有所反映，就是明清诗词，也反映良多。唐太宗李世民的《灵州勒石诗》和《饮马长城窟行》是唐诗中反映灵州重要军事地位的杰出代表，它不仅忠实纪录了贞观二十年(646年)作者亲临灵州与各少数民族首领会盟的盛况，而且高扬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豪情，充溢着一派盛唐气象(详见拙作《灵台——灵武台》和《受降城——回乐烽》)。唐代诗圣杜甫的《送灵州李判官》则是反映“安史之乱”时，朔方(灵州)军事重要性的又一名篇：“犬戎腥四海，回首—茫茫。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将军专策略，幕府盛材良。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犬戎腥四海”，指安史之乱；“中兴主”，指唐肃宗李亨。关于李亨灵武登基事，详见拙文《灵台——灵武台》。其它如皇甫冉的“人知窦车骑，计日勒名还”(《送节度赴朔方》)、高适的“征马向边州，萧萧嘶未休”(《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李益的“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暮过回乐烽》)、雍陶的“胡人羊马休南牧，汉将旌旗在北门”(《塞路晴诗》)、李频的“见说灵州战，沙中血未干”(《闻北虏入灵州》)……不胜枚举。这些诗在反映古灵州军事地位的同时，也抒发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宋朝诗人张舜民的《西征》则是对另一场著名战争——公元1081年宋夏之战的忠实纪录：“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还。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这场战争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张舜民也因《西征》诗而遭眨谪。
古灵州重要的军事地位和民族杂处的特点，又使这里的军事体育——围猎——相当活跃。这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杨巨源的《和裴舍人观灵州田尚书出猎》是一首专门描写“出猎”活动的诗：“圣代司空比玉清，雄藩观猎见皇情。云禽已觉高无益，霜兔应知狡不成。飞鞚拥尘寒草尽，弯弓开月朔风生。今朝始贺将军贵，紫金诗人看旆旌。” 诗中所写的这次“出猎”活动，既有规模，又有效果，人们在这种活动中不但享受到运动的快乐，锻炼了身体，而且还起到练兵的作用，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其它诗虽然不是专写“游猎”的，却也频繁地反映了游猎，如郎士元的“纵猎旗风卷，听笳帐月生”(《送李骑曹之灵武宁侍》)，雍陶的“行子喜闻无战伐，闲看游骑猎秋原”(《塞路晴诗》)等都是。卢纶的《送都尉归边》更写出了“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烧山”这样的句子：—位老军人，晚年回到他年轻时曾征战过的灵州，旧地重游，不免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叱咤风云的情景，“战多”和“猎惯”就是唐代灵州一般军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灵州地区优良的生态环境以及人们对它的掠夺和破坏。
古灵州又是“水旱码头”，是古 “灵州道” 、“萧关道”、“回鹘道”(又称“漠北丝路”)和“灵州西域道”的交汇点。“灵州道”是长安通往灵州的一条大道，途经甘肃环县和宁夏韦州，终点是灵州；“萧关道”是由固原经萧关(址约在今李旺附近)通向灵州的一条大道，早期曾承担过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回鹘道”或曰“漠北丝路”是由长安向北经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麓，取道回鹘，此路在盛唐时也经过灵州；“灵州西域道”是由灵州经中卫直达西域的一条交通干道。吐蕃占领河陇以后及晚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主要通过灵州走向西域。因而这里东、西人员来往频繁，各个时期商贸也较发达。敦煌文书中有五代时期的《西天路竞》，它大致记载当时东西交通的走向。“西天路竞—本。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行五日，至肃州。又行—日至玉门关。” 这四条道路在唐代非常有名，好多诗人都曾随军通过这四条路到达过灵州：唐太宗李世民到灵州与各少数民族首领会盟，走的是“灵州道”；薛延陀首领派人到长安求婚、敕勒到灵州诣降走的是“回鹘道”；陶翰、王维、岑参在歌吟“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的诗句时，走的是“萧关道”；而撰写《高居诲使于田行记》的高居诲和起义归唐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张义潮则走的是“灵州西域道”。正因为古灵州的“交通枢要”地位，使得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旅常有机会在灵州相会。唐大中十年(856年)，特勒在安西自称回鹘可汗，唐宣宗派使臣去安西“抚慰”，才走到灵州，就碰到了回鹘派往长安的使节。于是，唐使调转马头，偕回鹘使节共同入京。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说明：中晚唐时期，灵州是各路使节和商旅行人的必经之地。这种异乡逢“驿使”的事，诗人岑参也碰到过。他在《逢入京使》中写道：“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诗人于戎马倥偬中，在古灵州道上遇见了家乡(“故园”)的熟人，来不及拿出笔纸写信，便请熟人带个口信(“传语”)给家人，以“报平安”。这首诗中的主人公，可以理解为诗人本人，也可以理解为西征将士。而宋代诗人张舜民随宋军征西夏到灵州，看到灵州城外的柳树被官军砍伐为薪，便吟诗一首：“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他年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在这里，张舜民用了《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及李白《忆秦娥》的典故：“年年柳色，灞桥伤别。”古时候的风俗：有人出门，亲朋们常折柳赠别。“柳”者，留也。显然，在张舜民心目中，灵州当时虽为西夏占领，仍是中原去西域的必经之地。
有一首唐诗，不能不单提独列，这就是白居易的名篇《城盐州》。《城盐州》这首诗的艺术价值历来为诗家所重。但学者们更看重它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陈寅恪，他对这首诗笺证甚详。他既注意到了这首诗的“诮边将之旨”，及诗中“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翻作歌词闻至尊”诸句，其“造意悉承自杜工部(杜甫)《诸将》第二首‘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之结论”，而且还建议读者“读乐天(白居易)此篇者，必应取少陵(杜甫)《诸将》第二首参互比较，始得其真解，又可知也。”下面，即征引白诗及陈寅恪的笺证说明之：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君臣赭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余载，祛衽毡裘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劳戍人，惟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辩，秦原暗通何处见。鄜州驲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
盐州在唐代属灵州管辖。考《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793年)二月辛酉，诏复筑盐州城。贞元三年(787年)，城为吐蕃所毁。自是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息焉。” 盐州是灵州的“保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旧唐书.杜希全传》载：“希全以盐州地当要害，自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后，州城陷虏，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势隔，西通鄜坊，甚为边患。(《新唐书.杜希全传》此下有‘请复城盐州’五字。)朝议是之。九年，诏曰，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先王令典。况修复旧制，安固疆里，偃甲息人，必在于此。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扞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据，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惟永图，岂忘终食。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治，致四夷之守，与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弘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宜令浑碱、杜希全、张献甫、邢君牙、韩潭、王栖耀、范希朝，各於所部简练将士，令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应板筑杂役，取六千人充。其盐州防秋将士率工三年满更代，仍委任杜彦先(光？)具名奏闻，悉与改转。朕情非己欲，志在靖人，咨尔将相之臣，忠良之士，输诚奉命，陈力忘忧，勉茂功勋，永安疆场，必集兵事，实惟众心,各相率励，以副朕志。凡役六千人，二旬而毕。时将板筑，仍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牵制之。由是板筑之时，虏不及犯塞。城毕，中外称贺。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虏不敢深入。”这些记载，与白居易《城盐州》一致。
盐州城的确切位置，据《元和郡县图志》：“盐州(治)五原县。‘五原’谓：龙游原、乞地干原、青领原、可岚贞原、横曹原也。”此亦即白诗所谓“城在五原原上头”是也。关于“五原”的具体方位，异说较多，我们今天只能采用一说，即大约在今宁、蒙、陕北交界处的某地；今天的“盐池”只继承了古盐州的名称，却远离了“五原原上头”。这有点类似今灵武与古灵州（明代以前）的关系。
诗云：“蕃东节度钵阐布”。《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元和)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钵阐布后为吐蕃宰相，但在“城盐州”时，他只是个节度使。
诗云：“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金鸟飞传”即驿使传递十万火急文书。据《旧唐书》196下云：“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又据《新唐书.吐蕃传》云：“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 赵磷的《因话录》云：“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普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鸟使’。”由此可知，“金鸟飞传”是吐蕃的制度。
诗云：“君臣赭面有忧色” ，此“君臣”为吐蕃君臣，“赭面”是因为吐蕃有以赤色涂面的习俗。《旧唐书.吐蕃传》云：“(文成)公主恶其人赭面，(弃宗)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敦煌写经中也有“赤面国”，乃藏文“Kha-dmar”之对译，即指吐蕃而言。
诗云：“长安药肆黄芪贱”。据《本草纲目》引唐苏恭“本草”：“黄芪今出原州者最良。”原州，指五原。因为秦、原闇通，所以黄芪价贱。…
但白居易又云：“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不知有何依据。考前引《唐书.杜希全传》之纪载，城盐州之议，本由杜希全首倡，贞元八九年间，陆宣公正为宰相，甚得君心，事关军国大计，德宗似无不与商议之理，故此句所咏，疑与当时情势有所未合。
总之，《城盐州》这首诗，不仅纪录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也反映了唐代灵州（含盐州）的地理、风俗及政治、军事，与唐宋诗词中吟咏古灵州的其它篇章一样，不仅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有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