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1000-2000字）

会计惯例和会计准则决定了人类的经济行为，并成为指导经济行为的框架（***，2021）。会计制度的建立也应是基于人类经济行为合作共赢、可持续的需求之上。在经济学的演化本体论中，演化的过程包括多样性、变化、适应、选择和保留。相对应的产物就是行为的表象、惯例、准则和制度。多样性是变化的前提，不断的变化冲击着制度的保留（库尔特·多普弗，2011）。14世纪起源于佛罗伦萨的复式记账出现以前，人们使用的单式记账可以视作为结绳记事法的自然延伸。这是会计的一种适应性表现：随着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张、经济的快速发展，簿记转化为会计、由单个组织的会计惯例发展为全球化的会计准则。另外，在制度规范下的人类行为沉淀形成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作用于制度（李建德，2020）。由此可见，会计制度可以纳入“演化”范畴予以研究，对会计制度的形成与演化也离不开对于经济、文化的回溯。

过去几个世纪，以英国为首，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的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成本转嫁和殖民运动积累财富，完成资本化。进而在社会生产力、工业科技等方面引领全球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显著促进了会计实务与理论的发展，而会计也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生产力驱动下形成制度规范，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立足当下，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它并不是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为导向的。从殖民运动、贸易保护到现代《美国陷阱》中法国阿尔斯通能源公司收购案，这些都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其竞争对手故意打压的事实。这些事实也与西方文明中继承的古罗马竞争、排外文化一脉相承。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会计制度是否能满足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值得商榷。因此本研究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资本化进程、文化演进进行回顾，摸索西方会计制度的演化的根本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当今社会现状下，国际贸易之碰撞、社会化转型之关键节点时期。关于中国会计制度亟需进一步的思考与探讨。在中国会计制度演化进程中，有很大一段时间是选取了“拿来主义”。但是面对西方层出不穷的恶劣经济事件，例如安然事件、雷曼兄弟事件等等，预示着“拿来主义”并不能在当下对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撑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根本遵循。同时，中国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时代发展形势下，中国会计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坚定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现代会计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与设想，完成从会计大国向会计强国的转变。

同时，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文化上强调中庸、“和”。在风格上展现了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之于会计，在《周礼》、《孟子》、《战国策》以及《史记》当中已对会计一词有了明确的记载。查特菲尔德（2017）亦在《会计思想史》中赞扬“在内部控制、预算、审计程序等方面，周代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中国会计制度基于无与伦比的久远历史与自成一体的传统文化，大大降低了制度演化成本。直至近代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采用了西方为主的会计准则。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不断探索社会主义会计制度，并以此作为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基本保障。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符合人类共赢共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因此，本研究将借鉴经济演化分析的基本原理与框架，对近百年会计准则化与国际化的历史作出本质性研究，为中国会计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经验性证据，从而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更充分发挥地会计积极作用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如下方面：

（1）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一定的理论前沿性。中国要在国际上树立起令人尊敬的大国形象，还需要在社会文明方面作出表率，而会计作为人类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讨会计制度演化的重大理论问题，正确认识会计本质，为会计国际化作出有形式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是当前中国会计界应当予以重点研究的领域。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尝试在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遵循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情况下，对会计准则化与国际化的历史作出本质性研究，进而为中国会计发挥积极作用提供理论指导。

（2）借鉴经济演化分析的基本原理与框架，对近百年会计准则化与国际化的历史作出本质性研究，在会计制度研究问题上提出方法论的创新。相当一批会计学者已经基于时间发展阶段等角度对会计制度演进行了研究，迄今为止，虽然会计制度发展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基于演化视角系统地从经济扩张、文化渗透方面去识别会计制度这样一个处于演化进程的演化体的研究乏善可陈，本研究可丰富此类理论。

（3）有助于正确认识经济、文化与会计制度关系的问题，进而为多角度认识会计制度演变，并对命运共同体会计本质作出合理回答。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以双重性公理说明文化既是会计发展的决定力量，又是会计发展的驱动力量；以联系公理说明发达国家的利益倾向既决定会计演变，又是会计演变的驱动力量。以过程公理说明会计国际化发展既全球化的结果，又是全球化的原因，从而为多角度认识会计制度演变提供基础。

•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3000－5000字）

（1）西方会计准则化发展

1933年前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会计原则委员会，把会计上很多惯例变为原则，使得大家可以按照同一个标准、从同一个视角去做，进而进行共享、评价、比较。标志着会计原则导向成为现实，此后，又因为会计原则的琐碎，引发会计程序转化为准则会计。在程序基础上的建立，标志着以规则导向的会计的产生（***，2021）。

对会计准则化的研究有：当前世界上主权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主要分为由政府职能部门制订（如法国、日本）、由民间机构制订（如英国、加拿大）和政府授权民间机构制订（如美国）。可以说，会计准则的制订不可能没有政府机构的影响或参与，它虽然通常不属于国家法律，但不可否认其具有一定的规范效力，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准则制定者们往往不得不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平衡， FASB的人员构成、任职条件与要求等等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既然会计准则不是或者至少不全是非黑即白的客观问题，而且涉及到利益分配，准则制定活动就无法在利益的真空中进行（Dixon，2004）。Watts & Zimmmerman（1978）探究了企业花费资源试图影响会计准则制订的原因，即政府管制，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如因为直接的监管或采购，或间接地因为政府可能的干预）会通过低报净利润从而阻止政府的行为，进而改善企业未来的现金流。

对于到底什么才是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如何衡量会计准则的质量，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答案。Madsen（2013）将“高质量”定义为准则的社会收益超过其社会成本；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主席Levitt （1998）认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应当实现会计信息的可比与透明，并且必须提供全面披露，使投资者能够横向与纵向地深入分析企业绩效。

（2）中国会计准则发展现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会计也进行了相应变革。中国知名教授曲晓辉（2009）将中国会计改革分为三个阶段：部分借鉴国际惯例的发展阶段（1979-1992年）；广泛借鉴国际惯例阶段（1992-1997年） ，以《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为代表；全面借鉴国际惯例阶段（1997-2005年）。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以后，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任务的初步完成，这中国会计发展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标志着中国会计改革正式步入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阶段。

（3）会计国际化发展现状

威廉姆·斯科特（1997）指出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政治化的程序，会计准则的实施是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影响。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代表着各国在国际间会计准则制定权力的强弱。在这场利益争夺的过程中，谁能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谁就拥有了最有利的资源。葛家澍（2008）研究并总结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正向美国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不管对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有什么影响，对于绝大部分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FRS）的趋同，已经转变成了与美国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

在会计准则国际化协调方面，郭道扬（2003）认为会计的发展是具备反应性的，换句话说，会计的变化过程是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动态过程，对中国的会计国际化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王建新（2007）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会计理论研究等角度，对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协调的内外因素进行了研究。葛家澍（2008）指出我国目前的企业会计准则已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本趋同。趋同与完全一致是不同的，各个国家、区域的准则都必须以各自的具体会计环境为支撑，从而，推动各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葛家澍也指出中国已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体系为奋斗目标。

会计国际化包括会计准则国际化与会计实务国际化。会计准则国际化旨在缩小准则之间存在的重大差距，而会计实务国际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财务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与有效性。而会计国际化的意义即：增强企业财务信息资料的国际可比性、有效性，从而达到实务的国际化。准则国际化为实务国际化提供了技术手段。曲晓辉（2005）认为会计国际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可以缩减会计实务的差距。其目的是制定一套公认的会计标准，从而来增强财务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陈瑜（2005）认为会计实务国际化有三个层次：会计方法的可比、会计数据的可比和决策有用性的可比。会计研究者们对于会计国际化的理解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过程论，即通过减少财务信息差异，提高可比性的一个过程，二是结果论，即会计国际化是财务信息可比性不断提高所产生的。会计国际化过程中，存在两类国际化形式：一类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另一类是财务报告的国际化。对应的会计准则趋同形式也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会计准则和报告形式上的趋同，另一种是会计准则和报告实质上的趋同。VanderTas（1998）指出：协调可分为实质性协调与形式上协调，将财务报告的协调归属为实质性的会计国际化，而将会计准则国际化协调归属于形式上的协调。TayandParker （2005）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会计规范的国际化是形式上的国际化而企业会计实务的国际化是实质性国际化。许多国际会计学者在会计实务国际化和会计准则国际化之间进行了区分，基本都持类似的观点，如Saudagaran （2005），Rahman，Perera and Ganesh （2005） ，李孟顺（2002） ，***（2007） ，魏明海2009）等。在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的几十年中，我国的会计准则国际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会计准则的差异化，对提高会计信息资料的可比性具有推动作用。但是形式上的会计国际化还远不能与我们所期待的实质上的会计国际化相一致。因为有些企业可以利用盈余管理或出具虚假财务会计资料，使得报告主体提供的会计资料没有参考、比较的价值。然而，在实践中我们依然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一些国家的会计准则基本上达到一致，但按它们的会计准则编报的报表仍然缺乏可比性价值。归根结底，会计国际化实质不在于会计准则的表述是否一致，而是要看它们的更深层次内涵及会计实务处理实质是否一致。

（4）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评述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资本主义一项指导原则：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经济获利活动不再作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从属于人了，这是绝对无理性的。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认为：“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发展。” “奢侈从许多方面推动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是受无限获取财富的欲望驱动的体系，其发展没有界限，它是一个以交换和金钱、以财富的集中和循环，以理性的计算为特征的体系。”

《棉花帝国》中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分为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阶段。其中早期的战争资本主义是依靠暴力和强制劳动，工业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物质的极大繁荣与文明的进步。但实质上与战争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取代而是重振。全球的棉花贸易依靠信贷，信贷又依靠信任，信任又以信息为基础。其中会计信息必然首屈一指。但是21世纪的安然事件、雷曼事件。使社会对于会计的信任毁于一旦。正如马克思（2004）所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以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危机周期中的作用及其表现进行了技术层面的研究，技术的发展和革命是资本主义竞争客观促成的，金融资本的发展逐渐证明了资本主义资本与生产的分离的加剧，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矛盾的加剧，造成崩溃，国家通过货币和金融政策的调整来缓和或者掩盖这种矛盾，但是延缓矛盾会加深矛盾的程度（卡萝塔·佩蕾丝，2007）。

（5）基于东西方文化对于会计的研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文化是文明的精髓，文化成分是文明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和本质”。文化至少部分构成了正式制度生长和发挥作用的土壤（***，2013）。目前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之间显现出显著的不同。首先着眼于西方文化，从文化渊源看，西方文化发源于欧洲大陆，其绵延的海岸线利于贸易活动的展开，促进了以开放性、冒险性为特点的商业文化的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明产生于东亚大陆，发孕育出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内敛性、平衡性为特点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模式。从文化构成来看，西方文化主要以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古罗马的政治体制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为基础，而东方文化源自儒家哲学思想、官僚政治体制以及家庭伦理道德（苏勇,段雅婧，2019）。在文明上，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强调包容对话、主张“和而不同”;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强调竞争冲突、热衷“零和博弈”（刘志刚2021）。塞缪尔·亨廷顿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八大板块，但最终又简单粗暴地将其归纳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两大类，其“文明冲突论”因而体现为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88年则在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中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但在东西方西方文明上发展上，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分析了西方文明走向穷途末路的困境，并以宿命论的方式预言了西方文明的未来。中国学者周宁（2003）也指出：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文明的“天下”理念有助于建立最具包 容性、公正性的人类文明新秩序。中华文明“持久 、开放 、包容 ”的文化传统 ，不仅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一千年主导建构了以东亚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而且将在接下来的一千年给西方现代文明 提供启示和借鉴。

同时，艾伦·麦克法兰认为西方文化中以个体主义为主。乔纳森·休斯在《美国经济史》中评述道：在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经济规划。经济增长来自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任何私人财产都有清晰的界定并受到严格的保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带来的必然后果。杰里米·里夫金《同理心文明》亦提出西方认为每个人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人类的本性是好斗、物质、功利和自私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个体主义对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巨大冲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一味激发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而不加节制，可能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人类不能对自己的贪婪欲望和增长的速度加以约束的话，最终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德内拉.梅多斯《增长的极限》）。

然而在西方文明引导下的会计也对这种主义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威廉·伯恩斯坦在《茶叶石油WTO: 贸易改变世界》一书中坦言：账本的威力超过刀剑。161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名“低级行商”利用新式记账技术发现为了节约成本必须对当地工人进行无情剥削以及对珍贵商品进行垄断。在琳恩·斯托特的《股东价值迷思》一书中也展现了会计如何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作出贡献，而作者认为传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思想使企业经营者 关注短期收益报告而忽视了企业的长期表现，不鼓励投资和创新，损害了员工、消费者和民众的利益，甚至有可能使公司陷入道德危机。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消费者、员工和民众的福利，投资者也难以幸免。

相比于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和个体主义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包容兼蓄、为而不有和整体观，这些对会计历史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包容问题上，无论是百家争鸣还是丝绸之路，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伯特兰·罗素认为“中国人的宽容, 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像的。”“为而不由”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万物皆生于天地, 是由“天地和气”所生的, 所谓“中和有财, 乐以养人”;既然连天地都是有大美而不言,生万物而不有,何况人呢？因此,人应当效法天地, 树立这样的理念,即:财物不应为少数人所独占、所私有,更不能以财物为资本去敲诈、掠夺他人（王培暄，2012）。在整体观上，诸子认为，世间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同一个整体的范畴内运行与发展。如庄子曰：“天地一体也”（《庄子杂篇天下》）；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也是这个意思。《淮南子》指出“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淮南子.精神训》），即在天地之间，万物的生存发展都是息息“相通”的，彼此影响与依存，并且万物最终都要回归到“一”这一整体中的。管子也认为，万物是相联系的整体，“天地直万物，故日万物之囊”，这种“宙合”是天、地、四海之间都相“通”、“合络”的，最后为“一裹”（《管子宙合》）。这些都肯定了世间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整体观最早出自《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就是本源意义上的整体“一”，包络、统摄世间的万物。可见，在《周易》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了这个整体，才现自我价值。如孔子提出“修身”不仅是为了“修已”，更是为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也强调社会责任感，主张厚德载物、博施于民的济世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再如墨子“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的思想理念等。这些价值理念都是从“天下”的整体利益视角出发，强调个体对整体的责任与义务，使个体的价值实现统一在社会整体价值的实现之中。整体观作为一种从全局认识问题、把握问题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古人从社会整体的利益与目标实现的角度去设计制度，以使社会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和谐、共同的发展。这为中国传统会计的设计提供了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角度和视野。

基于以上传统文化内容，现阶段已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会计基本理论上，罗福凯（1998）认为与西方传统文化强调自我中心的个人创造、竞争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群体和谐 ,提倡个人对群体的贡献和归属 ,强调整体内部的协调、对称和有序。并且我国古代的自然观与西方人把人与自然截然分开的文化也不同。我们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结合构成一个总的体系而和谐相处。表现在经济上主要是大家共同生存和富足。群体与和谐的最高境界是国家繁荣昌盛。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角度提出了中国会计学具有所有者导向、成本会计导向、按劳分配和均富思想的利润分配制度等特色。

在内控会计上以“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主流文化的西方，不可避免地在制度设计中力求尽善尽美，尽量对各环节做出严密的制度设计，忽略人的情感因素，将文化、道德价值观立于从属地位，存在明显的“他律性”。中国传统内部控制通过对“人心”进行规范，促使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进而不需要类似于西方严格的制度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体现出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内部控制模式（张萍，***，2017）。

在委托代理成本问题上，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忠、信等儒家伦理，能够很好地降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决策行为的差异（古志辉，2015）。

在信息披露问题上，有学者基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伦理思想,“贵和尚中”的协调理念,及“见利思义”的价值观念等，发现传统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毕茜,顾立盟,张济建 2015）

在公司治理问题上，基于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Williamson，2000)的理论，以公司距离重点寺庙的距离作为宗教影响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宗教传统越强，其越少发生违规行为，也更少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宗教传统能够抑制上市公司( 利用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经常性损益进行) 盈余管理的行为。（***,胡晓莉,梁上坤,新夫，2013）

最后，如何理性看待东西方文化对于会计发展的影响，正如汤因比所说：人类的出路就在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结合。只有从整体上看待这些问题，在时间维度上融合古今，在文化维度上结合东西，把它们看作对立统一的整体，才能真正发现东方管理的理论意义所在，构建真正为世界范围内所认可的理论体系（陈志红和陈志斌，2007）

（6）研究述评：

根据以上对会计准则化和国际化发展、中国会计制度发展历程、资本主义发展概述、会计与东西方文化等研究成果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会计国际化趋势明显，会计准则也到了转变的重要时刻。国外学者们从经济社会发展、文明发展等方面反思了资本主义对于会计的影响，以及个体主义之下的会计所扮演的角色。当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利益和政治立场为代表的会计制度建构者影响着会计制度建设的进程，而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建设需要立足于更高层次，以更为广泛的使用范畴进行构建。因此，西方会计制度尽管丰富对于会计建构仅仅起到参考作用，并不能作为建议或者对策。

国内会计制度发展以“拿来”为主，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够，而同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势头正盛，国内处于发展阶段，会计制度建设者需要经验来支持其建构的会计准则的效果，因此，会计标准化和国际化在我国一度也比较盛行。但由于缺乏理论积累，对会计制度建设认知不足，因此，研究基本处于模仿和借鉴的程度。另外我国自古的传统文化思想就与会计有着很深的渊源，现阶段也有很多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此。最后如何结合东西方文化特点、会计思想和实践，提出顺应达尔文主义的现代会计制度演化内容需要当前研究人员的深入探讨。

• 研究模型与研究内容（1500-3000字）

一、研究方法及模型

本项研究借鉴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主要有两大方面：

（1）演化本体论的经验性公理

公理1：双重性公理。存在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双重实现。

公理2：联系公理。存在由信息关联和物质—能量联结构成（存在是关联和联结）。

公理3：过程公理。同知识的构成一样，存在是持续的过程（存在即过程）。

经验性公理运用到本项研究中可具化为：

阶段1：规则的起源

微观的：创造性的探索产生了创新性的规则；

中观的：群体中的首次采用；

宏观的：宏观结构的不协调。

阶段2：规则的采用

微观的：基于个体或社会组织的知识基础，个体采用、学习并适应规则

中观的：群体对规则的采用、选择和路径依赖

宏观的：宏观结构的再协调

阶段3：规则的保留

微观的：神经-认知方面的处理，在行为上表现为习惯和惯例

中观的：规则在群体内的保留和稳定化，规则成为制度-例如，组织惯例

宏观的：宏观机构的协调

规则制度的宏观演化分析框架运用到本项研究中可具化为：

此分析框架当中，规则的起源是从单独的个人行为的单独操作进行变化，单独个人行为的单独操作的重复形成惯例。在规则的采用阶段，是一个选择的阶段。惯例的选择从而产生能够对群体进行约束的规则或者准则。规则的保留阶段，演化法中的保留。采用过程的衰竭，采用频率达到最大值。是被稳定化并被保留下来的集体认知、知识或者行为，即是制度。在宏观层面是会计制度的国际化采用。从起源到保留，惯例到制度国际化。中间包含着变化、选择、适应、保留。结合第一种经验本体主义分析的经验性公理，从而在这规则制度的宏观演化分析过程中找到变化、选择和保留的原因。

二、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文化、经济扩张中体现的发达国家利益以及全球化发展趋势展开研究从而获得经验性证据。继而对会计惯例、会计准则以及会计国际化的客观演化阶段提供理论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探究以下问题：

1.首先着眼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从发迹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又伴随着残酷血腥的经济扩张。现代金融有助于整合全世界的资源，为经济活动创造更丰富多样的财富提供活力与生命力，但层出不穷的金融丑闻让人心惊胆战。在这样的影响下，对于会计制度的演化提供了什么经验和启示？

2.探究经济扩张行为过程中，会计惯例、会计准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经济扩张行为中，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的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掠夺达到扩张目的。掠夺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战争另一种是商业。因此《棉花帝国》中也将资本主义划分为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这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行为的良好总结。那么在这种文化和已发生的历史事实中，会计是如何完成了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导致的选择和保留是否能体现现代会计制度的基本诉求？

3.在经济扩张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在同步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渗透如何完成？主要是何种文化在全世界完成了渗透？文化的双重性如何体现，会计制度与文化如何相互作用？

4.目前发达国家的利益与现代会计制度之间的关联和联结，以及未来趋势是顺应一体化亦或者是逆一体化潮流？讨论可持续化发展是发达国家利益的主动分享还是进一步要求？在这种趋势下，现代会计制度应当如何对会计惯例进行变化、对会计准则进行选择以及对何种会计制度可国际化进而保留作出探讨。从而对中国会计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经验性证据。

5. 回顾我国会计制度在受到西方经济制度、文化影响下的演化。回溯资本主义诞生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会计制度的表现与演化。结合上述研究内容得出的经验性证据，最终回答中国未来会计制度发展如何借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为会计如何更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提供理论建议。

正在上传…重新上传取消

图为本项研究的基本思路

• 研究计划（500-1000字）

第一阶段：确定研究内容。首先通过查阅、收集、整理资料，确定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方法。对论文的整体思路和研究框架等内容进行构思。同时，整理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文献综述，奠定本论文研究的基础，形成研究的理论依据。

第二阶段：设计研究的方案。围绕“经济扩张、文化渗透与现代会计制度演化研究”，搜集有关会计制度历史发展、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相关的资料和文献，重点搜集、总结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会计制度体系协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会计思想等研究文献，并对文献进行认真学习和理解。了解当前关于会计制度演变历史发展与会计国际化研究的前沿内容，寻找研究问题的理论支撑。其次，思考东西方经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在未来会计制度演化中的应用基础，并基于经济演化本体论的经验性公理和制度规则的宏观演化分析框架，探讨命运共同体会计理念。

第三阶段：开展研究论文写作。以设计的研究方案为基础框架，并以相关的会计制度演化理论为理论指导，展开论文的写作，论文的写作以可行性、探索性为基本原则，对于可行性就是对会计制度演化问题的研究方案可行性进行验证。对于探索性是指，研究应当不拘泥与原先的假设和事先的设计，而是根据研究的深入和实际情况的变动，提出符合科学的观点内容。在对经济扩张、文化渗透与现代会计制度演化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首先，归纳整理会计准则化和国际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会计等文献，其次，基于16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标志性思想与事件，思考会计基本理论问题。比如，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以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会计制度发展，以基于社会、国家一体最有利益基础的东方会计制度发展等问题。又比如，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会计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保障。在国际化进程中可以洞见通用一词仅仅是一个潜台词，背后的逻辑是持有现有商业语言国家的综合实力，什么才能代表会计的本质色彩？

第四，形成研究成果。将前面关于“经济扩张、文化渗透与现代会计制度演化研究”研究所作的资料分析，及撰写的文字材料进行整理、汇总，按照严密的逻辑体系撰写成文，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初稿写作，并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提高。

第五阶段：对博士毕业论文初稿进行修改及矫正，进入定稿阶段。

• 主要参考文献

参考书籍：

[1][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马修·阿伦，美国陷阱[M]. 中信出版社，2019

[2]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3]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4]刘安，陈广忠 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14.

[5]A.C.利特尔顿著，宋小明 译.1900年前会计的演进[M].北：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1-353.

[6]A.C.利特尔顿著·林志军等 译, 会计理论结构[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307.

[7]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文硕，董晓柏译，会计思想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347.

[8]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 译.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190.

[9]亚当·斯密著.陈叶盛译，国富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488.

[10]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著，重武译，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700.

[11] Dixon A. D. The New Geography of Capitalism: Firms, Finance, and Society, 1st ed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威廉·伯恩斯坦著，李晖译， 茶叶石油WTO：贸易改变世界[M]. 海南：海南出版社， 2010:216-231.

[13][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二版

[14]王少如、沈晓.汤因比论——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M].上海：三联书店，1997.

[15][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M].立信出版社，2017年.

[16][德国]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17][美]乔纳森•休斯 / 路易斯•P.凯恩 著，邸晓燕 / 邢露 译，美国经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19] (美〉琳恩•斯托特(Lynn Stout)著；张馨月译.股东价值迷思[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5

[20]（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李修建，张云江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英汉对照[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01.

[21]（美）斯文·贝克特 著，徐轶杰、杨燕 译.《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09

[22]（美）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著；李涛，王智勇译. 增长的极限[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6

[23] [美]杰里米.里夫金著，蒋宗强译.同理心文明[M].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10月.

[24]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楠 译.资本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1701

[25]艾哈迈德·里亚希-贝克奥伊. 会计理论:第4版[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6]杨雄胜著.《会计基本理论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10

[2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28][德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M].群言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

[29][英]伯特兰·罗素著, 中国问题[M]， 学林出版社 , 1996

[30]卡萝塔·佩蕾丝.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1]多普弗著，锁凌燕译. 经济学的演化基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期刊文献：

[1]Barth M.E.，Landsman W.R.，Lang M. H.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accounting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8，46（3）：467-498

[2]李晓强.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会计准则下的价值相关性比较-来自会计盈余和净资产账面值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4，（7）：15-23+38-97

[3] Soderstrom N.S.，Sun K. J. IFRS Adoption and Accounting Quality：A Review[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07，16（4）：675-702

[4]Ball R, Robin A, Wu J S, et al. Incentives versus standards: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income in four East Asian countries 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3, 36(1): 235-270

[5] Outa E 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Adoption on the Accounting Qua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Keny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2011, 1(1): 212-241.

[6] Elbannan M A. Accounting and stock market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doption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1,36(2): 207-245.

[7] Zeff S.A. 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J]. 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1978，146（06）：56-63.

[8] Stigler G.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1971, 2(1): 3-21.

[9] Peltzman S. 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6, 19(2): 211-240.

[10] Watts R. L., Zimmerman J. L. 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78, 53(1): 112-134.

[11] Gordon M. J. Postulates,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in Accounting[J]. The Accounting Review.1964, 39(2): 251-263.

[12] Solomons D. The politicization of accounting[J]. 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 1978,146(000005): 65-72.

[13] Ball R, Brown P.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68, 6(2): 159-178.

[14] Beaver W H.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nnual Earnings Announcem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68: 67-92

[15] Watts R. L., Zimmerman J. L.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A Ten Years Perspective.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0, 65(1): 131-156.

[16]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3): 261-297

[17] Kelly L. Corporate lobbying and changes in financing or operating activities in reaction to FAS No. 8[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82, 1(2): 153-173.

[18] Kelly L. Corporate Management Lobbying on FAS No. 8: Some Further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5, 23(2): 619-632.

[19] Francis J R. Lobbying against propo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case of employers' pension accoun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87, 6(1): 35-57

[20] Watts R L, Zimmerman J L. Auditor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1982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21] Allen A. M., Ramanna K., Roychowdhury S., Auditor Lobbying on Accounting Standards[J] Journal of Law, Finance & Accounting, 2018, Forthcoming

[22] Puro M. Audit Firm Lobbying Before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An Empirical-Stud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4, 22(2): 624-646.

[23] Mckee A J, Williams P F, Frazier K B, et al. A case study of accounting firm lobbying: Advice or consent[J].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1991, 2(3): 273-294.

[24] Meier H H, Alam P, Pearson M A, et al. Auditor lobbying for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case of banks and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s[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1993,23(92): 477-487.

[25] Mcleay s, Ordelheide D, Young S, et al. Constituent lobby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reporting regulations: evidence from Germany[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0, 25(1): 79-98.

[26] Ryan C, Dunstan K, Stanley T, et al. Constitu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Australian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etting Process: The Case of ED 55[J].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Management, 1999, 15(2): 173-200

[27] Ang, N., Sidhu, B. K., Gallery, N. The Incentives of Australian Public Companies Lobbying Against Proposed Superannuation Accounting Standards[J]. Abacus, 2000, 36(1): 40-70.

[28] Weetman P, Davie E S, Collins W, et al. Lobbying on accounting issues: Preparer/user imbalance in the case of the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J].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1996, 9(1): 59-76.

[29] Van Lent L. Pressure and Politics in Financial Accounting Regulation: The Case of th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in the Netherlands[J]. Abacus, 1997, 33(1): 88-114.

[30] Georgiou G. Investigating Corporate Management Lobbying in the U.K. Accounting Standard-Setting Process: A Multi-Issue/Multi-Period Approach [J]. Abacus, 2005, 41(3):323-347.

[31] Macarthur J B.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Corporate Submissions on Proposed Accounting standards[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1993, 2(3): 531-554.

[32] Madsen P E. The Pursuit of High Qua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J].Accounting Horizons，2013，27（4）：867-876

[33]Levitt，A. The importance of high qua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J].Accounting Horizons 199812（1），79-82.

[34] Macarthur J B.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lobby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The case of E32, Comparability of Financial Statement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1996, 31（2）：213-237.

[35]T Larson R K，Brown K L. Lobby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The Case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s[J].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2001，14（14）：47-73.

[36] Jorissen A，Lybaert N，Orens R，et al. Form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ASB's Due Process of Standard Setting：A Multi-issue/Multi-period Analysis[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12，21（4）：693-729.

[37] Reither. C. L. What are the Best and the Worst Accounting Standards [J].Accounting Horizons 1998.9：283-292

[38]平来禄，刘峰，雷科罗.后安然时代的会计准则：原则导向还是规则导向[J].会计研究2003，（5）：11-15

[39] Alchian A A. 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58（3）：211-211.

[40] Fama E F，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2）：301-325

[41] Watts R L. Corporate Financial Statements，a Product of the Market and Political Processe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1977，2（1）：53-75.

[42] Zimmerman J. L. Accounting for interest by real estate develope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6，8（1）：37-51

[43]葛家澍，美国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讨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会计研究，1999（05）：3-10.

[44]葛家澍，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几个问题门.会计研究，2002（10）：16-23+65.

[45]葛家澍，定义“高质量”与“透明度”的紧迫性[J].会计之友（中旬刊），2010（11）：8-11.

[46]葛家澍，刘峰从会计准则的性质看会计准则的制订[J].会计研究，1996，（2）：19-24.

[47]杨雄胜.会计:世俗社会的理性卫道士[J].财务与会计,2014(08):14-15.

[48]杨雄胜.中国会计理论四十年：我们给后人留下了什么？[J].会计之友,2021(11):9-11.

[49]杨雄胜.会计是什么：基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视角[J].财会月刊,2021(09):3-20.

[50]杨雄胜,孙东木,陈丽花.寻求理性的会计理论[J].会计研究,2021(04):3-9.

[51]缪艳娟,杨雄胜,王则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进程·效果·建议——来自江苏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J].会计研究,2014(01):71-78+95.

[52]杨雄胜,陈丽花,曹洋,缪艳娟.会计理论范式革命:黎明前的彷徨与思考[J].会计研究,2013(03):3-12+95.

[53]杨雄胜.管理会计体系之理论基础问题探讨[J].财务与会计,2015(06):13-14.

[54]杨雄胜.内部控制制度的人性基础研究[J].会计与控制评论,2014(00):6-26.

[55]杨雄胜. 会计应该成为人类经济文明进步的“守护神”和“导航仪”[N]. 中国会计报,2021-02-26(015).

[56]杨雄胜,缪艳娟,陈丽花,时现,李翔.仰望会计星空  静思会计发展[J].会计研究,2020(01):67-76.

[57]杨雄胜.什么是会计：基于会计发展历史的理论反思[J].财会月刊,2021(11):3-21.

[58]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

[59]杨雄胜.论会计基本理论前提与范式[J].财会月刊,2021(06):12-25.

[60]毕茜,顾立盟,张济建.传统文化、环境制度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会计研究,2015(03):12-19+94.

[61]苏勇,段雅婧.当西方遇见东方：东方管理理论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12):3-18.

[62]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J].经济研究,2013,48(09):71-84.

[63]罗福凯.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国会计特色[J].会计研究,1998(01):8-11.

[64]张萍、杨雄胜.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的内部控制模式探索——基于明代龙江船厂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8（2）.

[65]古志辉. 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J]. 管理世界,2015(3):11.

[66]陈志红,陈志斌.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7(10):61-68.

[67]王昌锐, 蔡传里, 许家林. 艾哈迈德·R·贝克奥伊的《会计理论》[J]. 财会月刊, 2005(9):2.

[68]郭道扬.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会计控制、会计教育纵横论[J].会计论坛,2003(01):26-35.

[69]曲晓辉.会计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J].财会通讯,2009(01):6-9.

[70]陈瑜.管理会计在企业发展中的应用[J].发展研究,2005(10):101-102.

[71]曲晓辉.会计准则全球发展的趋势与问题[J].会计师,2005(03):16-19.

[72]李孟顺.谈中国会计的国际化[J].会计研究,2002(01):32-34.

[73]路晓燕,魏明海.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与等效:中国的角色和贡献[J].当代财经,2009(11):110-117.

[74]魏明海,刘峰,施鲲翔.论会计透明度[J].会计研究,2001(09):16-20+65.

[75]刘志刚.从“文明冲突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西方对待文明冲突的不同逻辑[J].学术界,2021(10):201-209.

[76]王培暄.中国文化的特质——重读罗素的《中国问题》[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28(02):35-39.